《论语》中提到的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是两个互为对立的概念。君子代表了所有美德的集合，他是理想中的人，历代儒者与文人都以君子的行为准则自勉，将君子的道德准则视为生活的方向和理想的目标。然而，现实中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《论语》中对君子的定义去生活，往往会陷入困境，甚至成为一个没有实质影响力的书生或空谈的腐儒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
几天前，我翻阅了《三命通会》中的偏官篇，里面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：“七煞，譬小人多凶暴，无忌惮，……以上诸制合生化，须要无太过不及，借小人势力卫护君子，以成威权，乃大权大贵之命。”简言之，要想成就大权大贵，就必须学会利用“小人”。小人无所顾忌、敢于突破道德框架，正是因为他们不受制于道德的束缚，才能够做成一些大事。而君子由于内心被仁义道德所约束，面对一些需要决断的大事时往往力不从心。没有“违背道德”的动力，君子如何能够展现出应有的权势与影响力呢？
自古以来，越是有权势的人，越能善于利用“小人”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我们文化中一向反感小人，但小人却往往层出不穷，且许多时候会反超君子，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中坚力量。而这些反转的根源，往往就在君子自身身上。
展开剩余74%《金瓶梅》第72回中，西门庆因工作成绩出色，得以与金吾卫太尉朱勔一同觐见宋徽宗。在书中，宋徽宗被描绘为“生得尧眉舜目，禹背汤肩，才俊过人，口工诗韵，善写墨君竹，能挥薛稷书，通三教之书，晓九流之典……”。看似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，具备圣君的相貌与才能，不仅文学出众，还有出色的政绩。看上去，他是君子理想的完美代表。
然而，宋徽宗却选择了那些被称为“六贼”的人物，如蔡京、童贯、王黼等，而不是信任那些忠诚的文臣如李纲、宗泽。事实上，这些“六贼”虽然在后世被认为是小人，但在宋徽宗看来，他们才是支持自己位置与理念的忠臣。与此相反，那些所谓的忠臣，虽然从道德上忠诚于大宋，却与宋徽宗的个人利益和执政理念相左，因此，他们成为了束缚他权力的障碍。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治国计划，宋徽宗自然要削弱这些忠臣的影响力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，他才会重新启用他们。
宋徽宗的登基并非顺利，实际上他是通过争议登上皇位的。宋哲宗去世后，宰相章惇支持简王赵似继位，但向太后却力挺赵佶。最终，在向太后的支持下，赵佶得以登基成为宋徽宗。尽管表面上是大宋的江山继承问题，但对于宋徽宗而言，这一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国家大事，更有他个人的权力争斗。
作为新皇，宋徽宗最关心的并非国家的未来，而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尽管大宋的江山结构尚稳，不至于轻易倾覆，但如果有人质疑他继位的合法性，他可能会面临重新立储的危险。于是，宋徽宗需要一方面确保自己的地位不被动摇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自己的私事过于显露。为了维持权力，他必须在表面上表现得中立和公正，但实际行动却是围绕着如何增强自己的掌控力。
当时朝廷中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分歧明显，宋徽宗立刻选择了支持变法派，利用他们巩固自己的权力。虽然向太后去世后，保守派失去了支持，宋徽宗迅速加强与变法派的合作，宣扬继承父亲宋神宗变法的“正统性”，一方面削弱了向太后对他权力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加强了自己与变法派的关系，巩固了个人的政治基础。
在这场政治博弈中，宋徽宗首先罢免了保守派左相韩忠彦，并以支持变法的旗号迎来了蔡京的入朝。蔡京虽然不是真正的变法派，但他灵活的立场和深厚的政治手腕，使得他成为了宋徽宗所需要的政治工具。蔡京的立场始终是“顺应谁的权力就支持谁”，无论是变法还是保守，他都能迅速调整态度，支持当前的权力者，这样没有道德束缚、目标明确的人正是宋徽宗所需要的合作者。
蔡京进入宰相之位后，进一步强化了变法派的地位，排斥异己，逐渐清除了反对派的声音，使得宋徽宗的权力得以稳固。而这场“权力的游戏”中，蔡京的手段虽然看似不道德，但正是他灵活无情、毫无羞耻感的特质，使得宋徽宗得以实现自己的权力目标。
宋徽宗与蔡京的关系，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算计。通过利用蔡京这样的“小人”，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也完成了自己的政治布局。正如邓洵武所言：“必欲继志述事，非用蔡京不可。”这句话道出了宋徽宗的深谋远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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